@[PAGEFOR]@[9,9]@[fs16]@[Z1]@[B1]@[A2] @[12] 名 字 的 功 能 黄 智 生 有一次,我同几位荷兰教授到代尔夫特大学去参加一个学术报告。在路上,交谈之中我顺口问了一下:“代尔夫特是什么意思?”不想却招惹了他们的一阵惊奇。他们说:“代尔夫特就是代尔夫特,这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哪里还需要意思!”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名字一开始就是信手拈来,毫无目的和意义可言。任何一个名字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出于某种缘故而决定的。也许有人会考证出这个城市名字来源的动人的历史故事。但是由于他们在文化上对名字的功能的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使得多数人把名字的原来意义完全淡忘。 人们用一个名称来称呼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就有了一个专有名称,或者叫名字。这是名字的指称功能。此外,由于名字总是用一些词来表示,这些词所带来其他一些联想,又产生了名字的表征功能。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意义。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几乎对所有的名字都能说出它们的意义来。我们用“北京”除了来称呼那个大城市以外,又来表示“在北方的首都”这样一层含义。同样,我们用“南京”来表示曾经“在南方的首都”;“镇江”寓意“临江而据”;“天津”喻“天子经由的渡口”,那是明燕王朱棣皇帝赐名的。 西方语言是拼音文字。他们可以用字母拼凑成一个毫无意义的、纯粹对应一个发音的名字来。中文是一种表意文字。任何一个字都有它的特定含义。用几个汉字作为一个名字,这些汉字本来的含义就自然地组合在一起,产生了意义。也许是由于这个语言上的原因,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似乎特别看重名字的表征功能。 因此,人们常常为起个寓意深刻或者大吉大利的好名字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人的名字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解放前的“福贵”、“金宝”和“珍珠”,解放初期的“建国”、“国庆”和“王兵”,文革期间的“卫东”、“志红”和“文革”,以及现在的“琳达”、“安娜”和“约翰”名字频繁出现就可以看出人们的心态变化。 西方人不太注重名字的表征意义。在他们看来名字纯粹是一个符号而已,使用名字只是为了称呼上的方便和有效地传递信息。阿姆斯特丹的东南新区所有的路都是按所在的小区作为第一个字母命名的。听到“Daalwijk”就知道是在D小区,完全不必看地图就大概知道怎么走,十分方便和实用。 相比之下,我们似乎过于看重名字的表征功能。把这种名字表征功能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街名革命化运动。那时候,一个城市会出现十几条“红卫路”、“革命街”、“东风商店”,造成了人们思想和交流中的极大混乱和荒谬。我所在的小学原名“下徐”〔方言谐音:下雨〕被改为“乘风”。有人竟然发现:每逢学校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改名前总是下雨;改名后总是刮风。 西方人即使是使用名字来表达点什么,其方式也与我们大不相同。他们常常用已故的前辈或朋友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起名。他们甚至用他们所崇拜的名人的名字给狗和猫起名。电影《贝多芬》描写的是一条狗的故事。电影《回到将来》里的一条狗叫爱因斯坦。我的一位荷兰同事把他养的一对猫叫做他所崇拜的一对教授的名字,而且这对教授还是他的博士导师。〔当然,我不想说这是好的行为。〕 这些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却完全是犯忌,至少是极不恭敬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名字 避讳”就是不能直称长辈的名字,凡遇到与长辈相同的名字,则用改字,缺字的办法来回避。由于汉高祖名刘邦、哀帝名刘欣等,汉代史书中则改邦为国、欣为喜。唐太宗名李世民,则把世改为代,民改为人。当时的民部就改为户部。 进入了现代,情况就好多了。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仍能看到这种有意或无意地避免使用已有的名称以杜绝不适当的联想的倾向。西方学者注意到下列中国人使用称号的特别行为:孙中山在世的时候称“总理”,蒋介石掌权后就称“总裁”,后来的毛泽东就叫“主席”。由于刘少奇当过国家主席,则毛泽东后来就执意坚决不设国家主席,从而还导致了其“亲密战友”林彪的分道扬镖。毛泽东逝世后过几年,党的最高领导人就叫“总书记”。 我们中国人似乎太看重名字的意义表征功能,从而也太容易地从相关的字眼中引发了许多联想和猜忌。这种对名字表征功能的扩大化,常常会扩大到所有符号的象征功能上去。现在时兴的“八”字迷以及在单位门口放石狮子,就是这种文化心态的表现。从此又带来了多少人为的冲突和无谓的浪费。在日常生活中,不少邻里朋友由于一些措词或动作上的过分联想而导致关系更加恶化而酿成悲剧。在中国历史上,过分强调这种名字的表征功能导致的“文字狱”带来了多少令人心酸的故事。 明朝皇帝朱元璋在位时期,有位叫蒲庵禅师的和尚在歌颂皇帝的诗中有一句“金盘苏合来殊域”。朱元璋认为其中的“殊”拆开来即为“歹”“朱”二字,意思是骂他姓朱的不是好人,就把和尚给杀了。有位杭州府学教授在贺表中写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来颂扬皇帝,却被认为“光”是指他当过和尚剃过光头;“生”与“僧”同音,亦指和尚;“则”寓意“贼”,从而招来杀身之祸。由此可见,鲁讯笔下的阿Q由于光头而忌讳别人说“光”“癞”甚至“亮”等字,恐怕不完全是艺术虚构。 到了清朝,“文字狱”有增无减。徐骏的诗句“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被雍正皇帝认为影射清朝统治者没有文化而被处死。沈德潜的歌颂牡丹的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被乾隆皇帝认为“夺朱”意指清朝夺得朱家的明朝,“异种”指的是满族,而遭到剖棺鞭尸。科举的八股文题目“维民所止”中的“维”与“止”二字被认为是意指“雍正”去了头,其主考官就招来横祸。 到了现代的文化大革命,这种从文字或符号中寻找反叛证据的活动便扩展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从而也使它更加富有悲喜剧色彩。它把其文化心理中的最深层的愚昧暴露得一览无遗。人们从鞋底的条纹里去寻找隐藏的“毛”字,来发现制鞋厂里的反革命;人们从香烟盒的麦穗或树叶的复杂图案中去寻找反革命标语。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小说,电影和戏剧都被寻找出反革命的证据。一切有别于大众的个人的美的追求都被看做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总之,一切符号都被极端地象征化,而且被简单地分成好的与坏的两种。我老家房顶四角,老祖宗可能是为了装饰起见,给多伸出了几圈曲线。红卫兵“破四旧”到我家,其中一位用他敏锐的革命眼光立即发现那房角形状像龙爪,而龙象征着封建帝王,故那房角纯属封资修黑货,要求立即砸掉。我家反复说明这只是多伸出几圈曲线,均未能奏效。幸好我的一位堂叔后来回家,灵机一动,反驳说:“我看你自己家那房顶上瓦片一片连着一片,形状就像龙鳞,请先把你自己家的房顶扒掉”, 这才解了围。 所有这一切,如果只是在文学作品中发生,那我们只会把它们当做笑料,一笑而已。可是,它们是真真实实地,而且是那样大面积地发生过,使得人们不得不深感悲哀。虽然,语言对人的思维方式有重大影响,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就会命定地要多承受过分象征化的磨难。只要我们在思维中多注重名字的指称功能,淡化其表征功能,凡事多注重内容,适当地忽略其表面形式,我们就能减少许多误解与冲突。 本文原载于《郁金香》一九九五年第一期 □